程颐、朱熹等理学家设计的祭礼，“不用王制，以义起之”,其目的是把原来只适用于贵族及官僚阶层的“敬宗收族”之道，转化为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行为规范。这种“庶民化”的祭礼，虽然始终未能正式载入法典，但却成为民间“敬宗收族”的重要理论依据，对宋以后宗族组织的普遍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明弘治二年，莆田县缙绅彭韶在《白水塘李氏重修先祠碑》中记云：“程伊川祭始祖，朱子著之于《家礼》。……永乐年间，修《性理大全书》,又颁《家礼》于天下，则远祖之祭亦通制也。”151由此可见，随着程朱理学的影响日益扩大，代代设祭已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行为准则。不过，由于宋儒过于强调大小宗之别，对宗族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在民间的祭祖实践中，对宋儒的祭礼又有不少新的突破，尤其是对朱熹的“祠堂之制”作了重要改革。据彭韶记述：
我太祖洪武初，许士庶祭曾、祖、考……然设位无专祠。今莆诸名族多有之，而世次、龛位家自为度。或分五室，左右祀高、曾以下；或虽分五室，子孙左右序房，各祀其高、曾以下；而皆以中室祀先祖。或按礼(《家礼》)分四亲各室，以西为上，而先祖止祭于墓所，人反疑之。议礼老儒，迄无定论。诚以人之至情，有不能已、不能一焉。今白水塘之祠，上祀十有余世，揆诸礼意，似非所宜。然族属之众且疏，舍是不举，则人心涣散，无所维系，欲保宗祀于不坠，绵世泽于无穷，岂不难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