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亡国悲剧与社会批判
现代话剧改编中，把政权败亡置于宿命层面探析的模式已经式微，剧作者开始认识到神秘主义的遮蔽会影响对兴亡的深层反思。因此，追问兴亡之变的社会原因，寻找其中潜隐的历史必然要素，成为现代以兴亡为主题剧作的主流。而除越国复国剧采用先悲后喜的结构，其余剧作基本上或采用先喜后悲，或全篇皆悲的结构。配合于败亡主题，剧作也由性格悲剧转向了社会悲剧，这一变化使改编剧充盈着浓烈的批判精神。
皇帝昏聩、奸佞误国在当时的剧作中依然存续，如岳飞、梁红玉等精忠报国剧，一般突出岳飞与秦桧、梁红玉与主和大臣的矛盾，而皇帝则完全听信奸佞之言，没有主张。但大多数改编剧的视点有所变化，在人们熟悉的忠奸矛盾外，又设置了上层权贵与民众的矛盾，并以之作为衰败的深层原因。这在吴越春秋系列剧改编中最为明显。由于其中蕴含着越国失败吴国兴盛到吴国灭亡越国复国的多重线索，在探讨民众与兴亡的关系上也就更为深入。如熊佛西的《卧薪尝胆》、孙家琇的《复国》等剧，如果从吴国角度审视，则线索是从越国败落——送钱财与美女贿赂吴国——勾践归国，夫差骄横——吴国败亡。虽然吴国的灭亡遮蔽于越国复兴的喜悦中，但在写越国依靠民众复兴时，则已暗示吴国背离人民导致的灭亡。但有些剧作家并未就此止步，如范廉的《靖康耻》，不仅寻绎政权覆灭的原因，而且把覆灭前后社会的苦难进行了展示，将帝王将相失势的悲凉与民众生死无依、饱受凌虐的悲苦并置，剧作由此转向了“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社会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