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妨先粗略地看看玄学及佛学在对待历史发展观点上的变化。毫无疑义，依照玄学——佛学的木体论，从历史观上来看，社会只能是“末”，重要的只是作为“末”背后的“本”。玄学的本体是“无”，佛学是“空”或“佛性”，于是，社会上的宗法关系、血缘羁绊、伦理秩序均无足轻重，这势必导致了对传统的一次大胆的反叛。故有阮籍的“无君无臣”、稽康的“轻贱唐虞而笑大禹”，及至于鲍敬言的“无君论”。
但是，早期玄学讲的是“名教本于自然”，认为“尊卑上下之序”，是合乎“天理自然”的，如王弼主张：“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而早期的中国佛学也一样，慧远甚至以“三报”作为“九品”的论据，“凡在九品，非其现报所摄”，为伦理纲常作出神秘主义的论证。至于佛学“背亲出家，不敬王者”，他则巧辩道：“六合之外，存而不论者，非不可论，论之者乖；六合之内，论而不辩者，非不可辩，辩之者疑；春秋经世先王之志，辩而不议者，非不可议，议之者或乱。”仍以“存而不论”来维护名教。
到了最后，“名教本于自然”则走向了“越名教而任自然”，对君王的“存而不论”，则走向了“疑古”、“惑经”及“呵佛骂祖”，割断了礼法名教的延续，也斩断了伦理纲常的秩序；祖宗尚不可法，五经更不可用，一切得“顺乎自然”，按人的天性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