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习惯把包放在自己头顶上的行李架上。我的想法和那个用牙齿咬住车票的姑娘差不多，认为距离越近越安全。可我的小舅子却和我相反。他喜欢把行李放在自己的视觉能抵达的最远处，他说越远越安全。我问他道理何在？他淡定地笑笑说，火车上的小偷感到最困难的不是包和主人的距离，而是判定包和乘客的归属关系。大多数人都喜欢把包放到自己的头顶，可这样却方便了小偷对归属的判断。十几个小时的旅途谁都会打盹，只要你打盹，即使包离你再近，拿走它都是没危险的。我这小舅子上辈子一定是个贼！
硬卧车厢的人们显然欢快和自在许多，没有人端着身子气宇轩昂的模样。许多人把窗户边的小板凳翻下来，坐在那里嗑着瓜子，喝着啤酒，啃着鸡腿，还天南地北的神侃。有个年轻人甚至把窗户打开，让那黑夜里的风把自己的长发吹的飘飘的，有些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豪情。
我竖起耳朵仔细辨听着车厢内人的聊天，似乎硬卧车厢中没有任何人在议论那个广播，或者说他们可能已经习惯了不听公共场所喇叭里的声音。我看到一个头发有些蓬乱，衣衫还算光鲜的四十岁左右的男人正在窗前的桌边啃鸡腿，那桌子上还放了一听喜力啤酒。好像鸡腿煮的不太烂，被他的牙齿撕扯七零八落的。可看上去他的兴致极高，嘴巴油油的，边啃边摇晃着头，一付快乐享受的样子。我靠近他时，他好像突然意识到什么，抬起头愣愣地看着我，那原本脸上所有快乐运动的肌肉骤然停顿，拿鸡腿的手也机械地悬在嘴边。其实我本没觉得他有什么狼狈，倒觉得有那么好的胃口是一件极幸福的事。我冲他微微笑了下，他也僵硬地给了我一个笑脸，然后有些神经质地向我举了举手中的鸡腿，又拿起旁边的啤酒冲我晃了晃。我摇了摇头，向他拱了拱手，便继续向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