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节用”“节葬”“非乐”，都显然是从用的观点上立论。墨子有一个原则，就是“诸加费不加于民利者圣王弗为”（《节用中》）。本来儒家也未尝不讲“节用”，但他们是以“礼”为节，而并非一概尚俭。墨子却不然，凡是只增加费用而对于人民并不能增加什么利益的都不干，而他所认为对人民有利益的事又只限于最起码的物质生活需要。因此他主张：饮食“足以充虚、继气、强股肱、耳目聪明则止”；衣服“冬服绀緅之衣轻且暖，夏服絺绤之衣轻且清则止”。只需吃得饱，能使身体强健，穿得适合气候，不受热，不受寒就好，至于讲究什么美味和华饰，对于人并没有实际好处，都是多余用不着的。根据这种精神，当然要主张“节葬”和“非乐”。厚葬只是靡费，会有什么用处？儒家所以主张厚葬者，因为他们要从这上面表一表活人的心，并且由葬的厚薄也可以显示出贵贱的等级来。墨家不管这些，单看对于人民有没有“用”，当然要加以反对。至于墨子所以“非乐”，也是因为“乐”对于人民没有“用”，因为“撞巨钟、击鸣鼓、弹琴瑟、吹竽笙而扬干戚”，并不能给人民“衣食之财”，并不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而徒然“厚措敛乎万民”，浪费人民的资财。本来“用”的标准也很活。广泛点说，“乐”何尝没有“用”。但是墨家所谓“用”，意义极狭，除非对于维持生活有直接关系，如衣食之类，或者能禁暴止乱，他们都认为是无用的。音乐自然不能当饭吃，当衣穿，也不能说撞一撞钟，弹一弹琴，就可以把寇乱平定了。拿这样的标准来讲，“乐”自然是没有用，自然要非“乐”。墨家这种极狭隘的实用观点，儒家、道家都攻击它。然而这种不讲享受，“生勤死薄”，“以自苦为极”的生活，正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当时贵族统治的社会中，一般劳苦大众所迫切要求的本来只是些物质的生活资料，什么精神陶冶，如音乐之类，他们根本没有福气享受，只能当作贵族们所专有的奢侈品加以反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