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忌作为道德行为的来源具有一些重要的优势。比起任何纯粹的理性准则来说，它在心理上的强制力要大得多；例如对乱伦浑身战栗的厌恶与对伪造罪一类的罪行冷静的谴责相比较，人们并不迷信地看待后者，因为野蛮人并不犯这种罪，而且禁忌道德可能是完全准确和确确实实的。的确，它或许禁止了诸如吃豆子一类的根本无害的行为，但它也可能禁止了真正有害的行为，如谋杀，而且这种禁止对于原始社会来说，比实行任何其他的伦理方法更为成功。它对于加强政府的稳定也是有用的。
有这样的神灵在保佑着国王，
叛逆者只能窥视一下他想要的东西，
他的目的很少能得逞。
既然谋杀国王通常导致内战，人们必然把这种“神灵”看作一种对保护首领的禁忌有利的结果。
正统派在论证否定神学信条必然会造成道德沦丧时，所坚持的最有力的论据是禁忌是有用的。当人们不曾对古老的戒律感到迷信般的敬仰时，他们也就不可能满足于与自己亡妻的妹妹结婚和在星期日种马铃薯了；他们可能去犯甚至更可恶的罪行，如谋杀、背信弃义和叛逆。这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都出现过，这两个地方最后都蒙受了政治灾难。在这种情况下，祖祖辈辈都一直是虔诚的、规规矩矩的老百姓们，在自由思想的影响下都成了无政府主义的罪犯。我并不想贬低这些考虑的价值，尤其是在今天，纪律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对那些人——已抛弃了禁忌道德，但又未得到什么其他道德的人们的散漫的无政府倾向的逆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