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合电影并没有着力于展现矛盾和刻画角色，面对不公，它并没有空泛悲叹，而是以白描将法庭去圣化，强调了此世罪行和彼岸正义之间的界线，借主角之口说出了“法庭并非是追求正义的地方，只是判决有罪还是无罪”，业已触碰到了法庭哲学意义上的本质；它的视线至始至终都居于现实，以一种直白易懂的方式，细致而准确地交待了大量不乏深度的背景世相，有礼有节不失分寸地对制度和道德发出诘问.     这样一部作品充分切入社会问题、对构筑公共空间极有助益，能够激起日本大众的热议和反思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它并没有对它自己提出的问题作出准确回答，因为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是：如果罪行只是一个技术操作，那么追求正义的态度当安放于何处，而它又是否还具备作为构建共同世界的意识的意义？这不是最后的单单一句“上诉”可以回答的，因为那只是一个人的战争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