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如此尊敬孔子，他认为，讲君主从孔子学说得的利益最多，所以才极力尊崇他。孔子思想，教人各守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三纲五常”一实现，没有犯上作乱的，君主的统治就安稳，当然是帝王从中受益最多了。过往人们只讲遵循孔子名教，使风俗端淳，于民有益，不懂得对君主的好处更大。雍正体察到了，又公开地讲出来，这有其坦诚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在孔学与维护君主统治的关系上，他比大多数封建统治者要认识得深刻。
雍正对于儒家的思想，也有他的理解，并且超出常人之外。雍正五年(1727)会试，出的论题有“士人当有礼义廉耻”,雍正看了试卷，认为贡士们所答， “皆词章记诵之常谈，未能真知题中之理蕴而实有发明”。批评他们“所言止于仪文末节而已，非礼义廉耻之大者也”,他认为礼义廉耻所指甚远，所包甚宏。他说所谓礼，若讲究进退周旋、俯仰揖让，这是小礼，“化民成俗，立教明伦，使天下之人为臣皆知忠，为子皆知孝”,这才是礼的本意。至于“义”,主要是讲开诚布公，荡平正直，使天下之人无党无偏，和衷共济；讲信用，不欺人，谨言行，这是对义的狭隘理解。做官的不吃喝老百姓的东西这是小廉，而真正的廉，是要善于理财，教民务本崇俭，做到家给人足，路不拾遗，盗贼不生，争讼不作，贪官污吏无地自容。“耻”,对不同的人，要求也不一样，作为人君，当以一夫不获其所为耻，而人臣则当以其君之不为尧舜为耻，一般百姓以不失言于人、不失色于人为耻，则是耻之末意。他的结论是：士人以天下为己任，有致君之责，不可徒知小节而不懂它的大义，拘于小节，检束一身，不敢担负天下重任，这是小民的行为，而不是士人之道。由此可见，雍正是从君主的需要出发，解释儒家的思想，使它更适合封建统治者的需要。